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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复习资料

2019年04月25日 13:09

    杨东平的思考重点放在了90后这一代。如果以2020年作为一个基点,再过10到15年,教育环境的变化会比较明显。一方面,教育供求关系、教育资源分配、教育机会均等会进一步改善;更重要的是,那时90后这一代将成为家长,他们从小的成长环境更为健康、现代化,对新时代的接受能力更强,没有经受过极度贫困、资源匮乏的环境,也没有在所谓的专制下受过折磨,没有阴影。“当这一代人大踏步进入社会的时候,很多情况都会更为改观。”

    试想,如果有朝一日,农村公立教育水平与城市相差无几,农村劳动力可以在星罗棋布的小城镇中就近务工,甚至对农民子女的高考录取标准比城市孩子更加宽松,还用得着劳师远来的“异地高考”吗?

    当孩子遇到挫折时,家长要做出恰当的反应。要保持和孩子良好的沟通,因为只有在良好的沟通基础上,孩子才可能主动把他们遇到的问题讲给家长。当家长获知了关于孩子的令人瞠目的事情发生时,家长一定要冷静,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不要图自己的一时之快,把火气发在孩子身上,要克制住自己,要坚决地和孩子站在一起,帮助他跳出阴影,走向光明。

    调查报告认为,高考生源规模未来几年将趋于稳定。理由是根据国家人口统计数据,中国的出生人口在1990年达到峰值,超过2500万人。此后,出生率下降趋势一直持续到2000年前后,年出生人口约1200万人。也就是说在2018年到2020年前后,18岁适龄人口将达到一个低谷,然后稳步回升,但无法再回到上一个高峰了。

    第十招,保持新鲜的学习内容。

    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庞丽娟也有同感。她到基层调研,对方会很客气地请她提建议。她总是连连摆手:“你们在这样艰苦的地区一呆就是二三十年,换了我们都做不到。我们哪有资格提意见!”

    北方某省教育厅的招生负责人曾对陈志文说,有几所专科学校的录取人数和招生计划相差太多,要求把录取分数线降到150分以下,教育厅拒绝了。因为没法再降了,全省150分以下的学生不到300人,这些学生根本就没打算继续上学。

    近日,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六盘水市实验小学教师吴明兰直言,不少一线教师面临的压力,不仅来自教书育人,有时还要承担与教育教学无关的任务。同时,班级微信群等现代教育技术的使用,正不断挤压和蚕食着教师的课下时间和精力。

    据阅卷老师分析,“奇葩卷”的主人除了学习比较差的,还有可能是一些体育生或单招生,高考去向已明,高考成绩对其影响不大,所以索性借机调侃或发泄一下情绪。

    喻为“象牙塔”的校园,往往被视作思想净土、道德高地,人们对它充满了深切期待,校园也承载了教书、育人的重大责任。然而,一些学校忽视了大学精神的传承,淡化了价值理念的培养,或是陷入功利导向的泥淖,让市场思维超越学术思维;或是淡漠“百年树人”的使命,让升学排名替代了心灵呵护。当虚荣投机、“精致的利己主义”在校园里滋生弥漫,当考试作弊时有耳闻、论文抄袭愈演愈烈、弄虚作假骗领奖学金的现象频频爆出,甚至于,当在校大学生竟然成了可耻的高考枪手,这一切怎不令人痛心?迷失于价值雾霾,甚至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总开关上出了问题,这样的“未来主人翁”怎能让人放心?从小里说,关系一所学校的名誉与责任,往大里讲,关乎一个国家的前途未来。

    河北省唐山市某乡村小学教师张佳(化名)已任教逾30年,谈到学校面临的棘手困境,她表示:“非常缺老师,面临退休的老同志仍要坚守一线,工作量甚至比年轻时更大”。

    我有两个问题想请教。现在数据统计,我国现在已经有数千万的留守儿童了,他们的教育问题大家都非常关心,想请袁部长介绍一下将如何推进他们的教育。另外,目前校园暴力的事情也比较多,大家都非常关注,想问一下教育部将如何解决?谢谢。[16:09]

    “当前,最紧迫的是大幅度提高农村教师待遇。”马敏说,“在全社会大多数群体普遍都在享受改革发展红利时,光凭农村教师奉献就能做好农村教育?我看很难!”

    亮点六:增加农村学生上重点高校人数

    由此可见,20世纪初至20世纪50年代,尽管移植于西方的现代新教育已从课程结构和课程内容上全面改写传统中国教育,小学语体文教科书代替了“三百千千”,“狗,大狗,小狗(1922年商务印书馆《新学制国语教科书》第一册第一课)”代替了“天地玄黄,宇宙洪荒”,但无论是在学校还是民间,文言文与语体文呈现出二水分流、双峰并立的景象,两者一旧一新,相济相生,使得三千年的文言血脉得以延续,文化的薪火不至于中断。

    哪种人是最有智慧的人?在我的生活中就有这么一个人,她叫Emma,是我的英语家教老师,很漂亮,会讲一口流利的美式英语。我觉得她很有智慧,是因为她知道怎么选择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从不逼迫自己。

    1977年和1978年,高考实行分省命题。1987年教育部批准上海实行“3+1”高考改革方案自主命题。2002年北京市获得语、数、外3科的单独命题权。之后陆续增加天津、辽宁等14省份单独命题。2014年,15省份高考采用全国卷。河南、河北、山西采用新课标一卷;贵州、黑龙江等11省采用新课标二卷;广西采用大纲版试题。2015年,江西、山东、福建3省高考将不再自主命题,采用新课标一卷试题。

    我们再做一个思考,当孩子遇到问题时,我们不再说“你应当这样!”“遇到种情况的时候,你应该这样做!”“你做错的原因是没有听我的话!”。我们换一种方式,反过来征询孩子的意见:“你觉得应该怎样做?能不能说出你的看法。”

    以北京为例,对很多家长来说,2014年成了最难择校的一年。北京地方教育部门出台的措施,一改以往的框架原则,招招动真碰硬,通过学籍管理实行一刀切,严控跨区择校,经过艰辛努力,北京小学就近入学比例已经超过90%。

    上大班就做作业到半夜了。后来我就给我们系教育主任发了一个短信:这就是咱们的幼儿园。

    屏蔽此推广内容农村学生往往承载家庭的希冀,但现实中农村学子求学过程中往往都面临这样那样的问题。一些农村的孩子,因为他所在的区域的经济、文化、社会发展水平的限制,没有条件得到好的教育,这也让很多学子“跳龙门”的希望破灭。“寒门难出贵子”在很多人的思想里根深蒂固,钟秉林在访谈中对这种现象和观点没有回避,进行了自己的分析,同时他也激励农村学子不要放弃信心——

    2005年,温家宝总理看望钱学森的时候,钱说:“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又说:“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

    教育管理部门,改变不了用考试分数和升学率来考核、奖惩学校与教师的做法,总是把“上线人数”、“状元”等作为评判政绩的依据,因而,总是把只能作用于一部分人的“读书改变命运”作为教育的全部目的。有的地方教育部门的官方网站就赫然以“读书改变命运”作为首页的教育宣传语。

    看来,互联网是无法阻挡的技术进步,在线教育被广泛认同,恐怕只取决于时间。正如美国学者扎卡里·卡拉贝尔所说,“在线教育是下一波教育革命的浪潮”,“我们应该热情地拥抱它,因为无论我们做什么或不做什么,它终将到来”。

    然而,“夺刀少年”却不想借助名校光环来庇佑自己,为自己怎光添彩。他们不可能不知道名校难进难于上青天,但是面对求之不得的天上掉下的馅饼,他们却无动于衷。他们不可能不知道名校具有独特的光芒,足够人生享受一辈子,但是面对名校光芒,他们泰然处之。他们在歹徒行凶之时,明知自己即将高考特别是随时有生命危险却毫不犹豫挺身而出,为我们树立见义勇为的榜样。当名校对他们的大写道德精神给予崇高评价愿意破格录取之时,他们却婉拒名校的善意,再次为我们树立不慕虚荣的道德样榜,在名利面前,他们其实淡定得很。

    孩子晒太阳,家长躲在树荫下

    90后一代成为家长时很多情况会更为改观

    中国艺术的“简约”传统隐含了对于“炫技”的不屑。古代思想家认为,繁杂的技术具有炫目的迷惑性,目迷五色可能干扰人们对于“道”的持续注视。他们众口一词地告诫“文胜质”可能导致的危险,这是古代思想家的人文情怀。当然,这并非号召艺术拒绝技术,而是敦促文化生产审慎地考虑技术的意义:如果不存在震撼人心的主题,繁杂的技术只能沦为虚有其表的形式。

    对于现在的孩子,他的能力决定了他成年后生活圈子的等级。即便童年时有富裕的家境,但是,由于社会的流动性的增强,成人后的生活圈更多的不是自己原本生活的范围,而是以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为中心,重新画出新的半径。所以,年轻人的综合能力,决定了他的生活圈,决定了他生活的阶层。女孩子,只有干得好,才能嫁得好。中国古人说:种好梧桐树,引来金凤凰。这句话,对男孩和女孩都非常合适的。

    记者打开多所国际学校的官网发现,国际学校每年的学费基本上都是以数万元计,一些国际学校甚至高达二十多万元。然而,既能让孩子从国内竞争激烈的应试教育模式中脱离出来,又能接触到先进的国际教育理念,对于很多家长来说多花些钱也值得。因此,和李先生一样,“痛下决心”将孩子送进国际学校的家长大有人在。

    教育必须耐心。

    一位教育部内部人士表示,关于重点建设的改革,教育部长袁贵仁今年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已透露出丰富信息。

    据了解,有的出版社还会对教材部分篇目进行试教,如语文出版社教材中《我的发现》《一诺千金》等课文,均由语文特级教师进行试教,便于理解编写理念和思路。

    在高考录取批次合并的道路上,其他各个省份开始陆续效仿上海的做法。日前,山东省和海南省都分别举办了关于新考生招生制度改革的发布会,两省在高考改革上都开始诸多有益的动作,陆续宣布高考一本二本合并。

    2006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新修改的《义务教育法》,确立了各级政府分担义务教育经费的机制,以及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方针。对“应试教育”和“教育产业化”政策的清理进入了法制轨道。

    这次,免试就近入学不仅撂下了“狠话”,也刻下了改革的精确刻度:到2015年,19个重点大城市100%的小学实现划片就近入学,90%以上的初中实现划片入学。教育部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叫停19个大城市的招生乱象,向推进教育公平迈出关键性的一大步。90%的初中就近入学率向全社会传达了教育部力克择校顽疾,使教育还原本质的决心和魄力,10%的改革小尾巴意味着就近入学并不是毕其功于一役的运动。

    教育的不同要体现动态性。孩子自有其生长过程。教育不应以静态的方式看待人的发展,仅靠机械重复、僵硬复制从书本中获得知识的堆积和理性的提升,而应从实践的视角看待人的终身发展。一切教育终将回归到自我教育,实现在生活中、在实践中自主学习、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所以,杜威不容争辩地说,教育即生活,除生长之外,别无目的。显然,教育是伴随人生的一场漫长马拉松,马拉松的意义早不在于输赢,而在于参与、持久力、进取心……在开放的、包容的奔跑中生长,成就最好的自己。

    [袁贵仁]:

    试验结果表明,基于成绩的增加值百分位的激励奖金方案,是目前最适合中国农村学校实际的教师绩效工资方案。也就是说,教师如果想获得更高的工资绩效,班级内不论是那些预期成绩进步空间更大的学困生和后进生,还是中等生或优等生,都会比较好地得到教师的关注。

    衡水中学对外掐尖,对内掐准学生的时间。对学生作息时间的“精准控制”,让很多人叹为观止,从早上5点30分到晚上11点就寝,学生乃至老师每一分钟都被恰好了,从起床、叠被、洗漱,到做操、吃饭、上课、晚自习,学校给出了精确的时间列表,学生只需要也只能按规定进行,稍有违规,便是严厉的处罚,有人称为军事化管理。在这样严酷管理下,只能是绝对的服从,什么素质教育,什么尊重人性只能见鬼去了。

    海南是把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分数直接相加计入高考总成绩的先行者。2007年高考方案科目设置为“3+3+基础会考”,高考总分由分数与分数相加组成,其中,“3+3”以单科标准分和综合标准分的形式公布,基础会考(指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包括4个科目,每科满分100分,按原始分的10%折算后加入高考总分。在该方案的高考10个科目中基础会考虽然占了4个,但分值在高考总分中占不到5%,基础会考的功能和作用基本没有得到体现。

    对话

    首先感谢复旦大学高等研究院院长邓正来教授给我一个机会,能让我在这神圣的讲台上,谈自己对基础教育的一些看法。感谢王德峰 教授骆玉明教授在百忙中为我的讲演做点评。感谢诸位抽出宝贵的时间来听我的发言。谢谢大家!

    这个表态,令人心存疑惑。不知道这是真心懊悔还是因为事情搞大了,引起了媒体和社会的关注,才不得不做出的表态。因为对于陈颜来说,用打人来教育学生,早已不是一次两次。同学们反映,班上一半的男生都被他打过,甚至连女学生也吃过耳光。在教育过程中遭遇困难,或者受到领导批评,就将压力转嫁到学生头上,在处罚的过程中完全控制不住行为,实施足以导致严重人身伤害的暴力。种种迹象表明,陈颜的心理状态不能令人放心。

    说校方没错,是因为校方和教师签订的聘任合同书中有“就职9年未评职称的老师必须离职”的条款。而且,校方将这一条款写进与教师签订的合同里作为条款也是有政策依据的。1994年,清华出台规定,讲师、副教授在规定时间内学术成果不足以提高职称,应自行走人,即“非升即走”,后来调整为非升即转,为此专门成立人才流动中心。因此,可以认为,校方不再续聘教师的做法不是专门针对哪一个教师的,而是针对所有不符合续聘政策的教师的。

    但以上举措并没有打消家长们的疑虑。

    在权力与商业的夹逼下,学术研究的自由度与独立性逐一丧失,学术研究偏离正轨、失其本真,沦为权力的附庸与商业的收割场,科研能力低下即不可避免。事实上,“世界大学学术排名”所反映的,并不仅仅是高校的学术研究能力,而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科研创新与学术思考能力,这尤其值得我们警醒与反思。

    当走进一所学校,无论其说辞如何,会很容易感受到:这个学校到底是以学生为中心,还是所有人的眼光都是围绕着校领导或上面的指标转。例如,目前很多学校更关心一流大学评估,如何凑数字搞一流学科等等,而不是怎样适应新形势帮学生获得最好的成长。

    统计数字显示,2013年,我国各类回国留学人员达30万人左右,是历史最高值。2008年至今,海外留学回国人数已过百万,取得了一系列原创性理论成果和实验突破,在新技术、新产品研发上填补了不少国内空白,特别是在生命医药、环境气候、农业安全等方面,取得了一批造福百姓的重大成果。

    或许有人会说,这种改革模式其实并不新鲜。在过去的10多年中,一些地方推进公办学校办学体制改革,其中教师自聘、管理自主的模式也曾被广泛采用。但在笔者看来,成都市武侯区的改革与其有着本质的不同。以往推进的公办学校办学体制改革,更多采取的是“经费自筹”方式,是一种“纯粹”的民办运行机制,由此可能带来的政府责任弱化问题、高收费问题也曾受到社会质疑。而成都市武侯区推出的改革,虽然实施了“经费包干”,但经费投入的责任主体没有变,公办学校的办学经费来源依然是地方政府。应当看到,激发公办学校的办学活力,离不开体制机制创新,但这种创新,并不意味着政府责任,尤其是政府经费投入责任的弱化。